朱由检开了另一个话题，“兵事有卿照料，朕可以无忧，朕还有一问，需要卿给朕解惑。”

    孙承宗恭敬地回道：“陛下请讲。”

    朱由检思索着说道：“本朝国力比之前朝并不弱，太祖时期、成祖时期财政充裕，及至嘉靖年间，张居正改革税法，大明国库也很充盈，神宗发动三大征之后，都还给父皇留下两千万两库银，但从皇兄继位，财政就一直捉襟见肘，朕不明白，这问题出在了哪里，该如何做才好，还请爱卿不吝教朕。”

    朱由检当前确实迫切想知道孙承宗是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孙承宗心里盘算，这财政之事，虽并非他的专长，但作为四朝老臣，他还是了解不少，于是解释起来：“我大明的收入主要是田赋、丁税和杂税，其中又以田赋为主，我大明的田赋又分官田与民田，自太祖时定下的税率为官田五升三合五勺，民田为三升三合五勺，单以税率来看，朝廷定得不但不高，反而有些低了，我大明自太祖到神宗万历年间，天下税赋一直维持在两千六百万石左右。”

    “这正是朕的疑惑，”朱由检问道：“我大明自太祖到现在已历二百五十余年，现在人口、土地是洪武时的数倍，可田赋却没怎么加征，这是为何？”

    孙承宗苦笑道：“天下士绅豪族历年来兼并土地，隐田、隐户、投献等越发严重，所以全国纳赋的田地是越来越少的，在这些纳税田地上加征各项杂税，才维持税收平衡。”

    “也就是说士绅豪族动不动就成千上万顷土地不纳税赋，却把这些都摊派给了没法逃税的农民是吗？”朱由检虽然早知道是这种情况，依然愤然，右手握紧拳头。

    孙承宗只得说：“我朝从举人开始拥有一定规模的免税田，官做的越大则免税田越多，正一品文官最多拥有一千亩免税田，这也是我朝免税的最高额，超出相应品阶免税田标准以外的土地，即使是正一品仍然要缴纳相应的田税，其实我朝没有完全免田税这种说法，只不过士绅豪族有不少法子免税，也就使免税田地越来越多，国家田赋就这样被侵吞掉了。”

    朱由检又问道：“难道这么明目张胆地偷税，就没人能管得了他们了吗？”

    孙承宗说道：“要想惩治偷税，需先整饬吏治，考核官吏，按鱼鳞图册核定土地，张居正的考成法、清丈田亩、一条鞭法都可以借鉴。”

    朱由检也点头称是，“不错，张居正改革之法可以重新启用，如今朝中做事拖沓，党争不断，是时候给朝臣们找些事情做了。可成法虽有，执法之人却是难寻啊。”

    “臣斗胆向陛下推荐一个人”，孙承宗起身，躬身向朱由检行了一礼。

    “爱卿请讲。”

    孙承宗说道：“原内阁首辅刘一燝为政贤明，能匡君之失，是主持考成法、一条鞭法的不二人选，陛下何不将其召回，用以改革旧弊？”

    朱由检沉思半晌，说实话刘一景并非他心目中最好的人选，但孙承宗推荐刘一燝情有可原，刘一燝是做过首辅的，而且其在任上也表现得刚直中正，并没有因为东林的身份就四处开启党争，可以做个过渡人选，于是宣布道：“拟旨，召原内阁首辅大学士刘一燝任吏部尚书，加少傅、中极殿大学士，另擢户部郎中杨嗣昌为吏部右侍郎。”

    孙承宗对杨嗣昌并不熟悉，不过杨嗣昌曾为袁可立上疏请饷，至今还有印象，看这个意思皇帝倒像是要培养一下这个人，于是暗暗上心。

    朱由检又对孙承宗说道：“爱卿，朕读过杨嗣昌写的《地官集》，关于他在户部任职的事情，处事颇有才华，朕给刘一燝找个左右手。”

    孙承宗说道：“陛下，吏部虽然有了人员，但内阁清查吏治才是根本，吏治清明是一切的根源，若不先澄清吏治，其他一切都是枉然，臣请陛下能坚持下来。”

    历朝历代天下最难解决的就是吏治，一般的开国君主君明臣贤，可以延续几代，现在到了朱由检这里已经是十六代君主，积弊过重，整饬吏治，反弹绝对不会小，皇帝还年轻，就怕扛不住压力，半途而废，那才是最要命的，因此睿智如孙承宗不得不提醒皇帝。

    朱由检回答道：“朕知道其中厉害，臣子们已经习惯现在的日子了，让他们不贪不腐，廉洁自守，勤于任事，只怕比杀了他们还难受，朕遇到的阻力断不会小，好在朕年轻，耗得过，朕就算穷其一生，也要把这吏治扭转过来。”

    孙承宗作揖，“陛下圣明。”

    朱由检看了看周围，只有孙承宗、雷跃龙、王承恩和自己，于是说道：“今日所谈之事你们听在耳中，切莫外传。”

    三人神情肃穆，知道有些事情传出去，必然引起轩然大波。

    朱由检继续说道：“朕一直有个想法，正好爱卿在，朕想你帮朕参谋一下。”

    “陛下请讲。”

    朱由检神情变得严肃，慢慢地说道：“朕想开海，并且加征商税。”

    这句话与其说是问策，不如说考验孙承宗的立场，孙承宗是东林魁首，而东林党可是坚决否定开海和加征商税的，他倒是很想知道孙承宗的想法。

    果然，朱由检说出这一句，孙承宗的双眼微眯，沉吟不语。

    朱由检故意漫不经心地问道：“怎么，卿觉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孙承宗历经四朝，要算上朱由检的话，也算是五朝老臣了，怎会不明白皇帝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孙承宗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道：“我大明禁海，首在防范倭患，自前元开始，东南沿海倭患日盛，太祖创业艰难，面对北元的威胁，东南倭患虽相对较轻，但张士诚、方国珍等残部仍盘踞在沿海岛屿，企图内外勾结，东山再起。后来胡惟庸案发，牵扯罪名有私通倭寇，因此太祖担心重臣与外国势力勾结威胁社稷，施行禁海，此可谓是祖训。

    若从国朝财政上讲，禁海是防止白银铜钱外流及朝贡贸易的需要。我大明建立后承袭前元的财税之政，发行大明宝钞，禁止铜钱与白银外流。大明国力强盛，与周围各国一直是宗藩关系。若任由各国民间的贸易，必然冲击朝贡制度。

    此是我大明禁海的根源。”

    朱由检用手敲了敲案几，说道：“卿所说之事朕清楚，但朕更清楚，成祖派郑和七下西洋，收益颇丰，隆庆开海，朕估计着我大明至少流入七万万两白银，这也是张居正能施行实物折银的根本，那朕就不明白了，开海能为大明带来这么多好处，为什么朝中尽是禁海之声？”

    说到这里，孙承宗知道必须得表态，“陛下，无论开海、禁海牵涉得是南直隶士绅，臣是北方人，原本与海贸无涉，但陛下问，臣不能不答。南直隶靠海，祖辈多有经营海贸者，刚才臣说了朝廷禁海一防海寇，二为稳定朝贡宗藩制度，但于民间则是生计，或者为海贸之利，臣也曾听说，我大明的丝绸、瓷器、茶叶等，行销海外，有百倍之利，若开海，此利必降。嘉靖、泰昌时如丘濬、林富、吴廷举等主张开海是为沿海百姓生计着想，非为海贸之利，其后禁海，则为保闽粤江浙等地海商之利。”

    说到这里，朱由检已经算是满意了，但他还是问道：“那卿主张开海还是禁海？”

    孙承宗沉思半晌才道：“为财富充裕计，当开海，为江山社稷计，当禁海。”

    这句有些出人意料，朱由检奇怪的问道：“卿的前半句朕听懂了，后半句朕却不懂。”

    孙承宗说道：“陛下，宗藩制度是国家外事根基，若行开海，朝贡体系必然崩溃，宗藩何以为继，倭寇、西夷在海外虎视眈眈，其居心叵测，其不尊礼法，勾结商人，难保江南风气重利轻义，天下士风败坏，危及国朝根本。”

    朱由检明白了，从孙承宗本身来讲开海、禁海没有什么，但他考虑的是一旦开了口子，商人会逐渐做大，这对东南沿海的小农经济会产生摧毁性影响。这是时代眼光的问题，至少孙承宗看到未来商业发展对农业冲击的巨大影响，估计东林也有不少类似的人，但为保证自己利益的人只怕更多。这个结局对朱由检来说不好不坏。

    朱由检想想觉得挺可笑的，东林中应该有不少人看到了资本主义萌芽对君权社会和小农经济的影响，所以从道德制高点出发，自己不出面，反而暗地支持商贾、勋贵从事海贸，然后分享高利润，这样就保证了王朝延续。

    朱由检问道：“那卿怎么看商税问题呢？”

    海贸还商税绝对是孙承宗最不愿意回答的问题，不过皇帝锲而不舍地问，也搞得他没脾气，既然已经说了海贸，那商税也只能再说说了。

    孙承宗整理了一下语言说道：“陛下，我大明的‘住税’凡田宅、头匹、店房、酒醋、布帛、各色商货，其征收的范围很广，几乎是无物不税，而我大明的‘过税’更是设立钞关，凡运销商品的行商和负责具体运输的船户、车主，都需缴纳同行之税，所以臣认为陛下所忧虑者并非商税，而是如何收商税和收多少的问题吧。”

    朱由检点头应是，“卿所言即是，太祖虽额定商税三十税一，却未定所收范围及，而今太祖的定法却成了永利，朕以为一者税率不合理，二者偷逃税款者众多，卿有何高见。”

    孙承宗说道：“一看分税定额，二看朝廷和陛下如何分税，三看稽核逃税。”

    这句话看似简单，包含的信息却多，一是看朝廷有没有能力按不同商品征税，朝廷的住税与过税加起来有几十种之多，都按三十税一确实不合理，但皇帝有没有魄力改，朝廷有没有能力改，这是前提，改都改不了，谈何收商税。第二看国库与内帑的分配，国库分得比内帑低不少，本来朝中大臣就反对收商税，而且还是皇家占大头，朝廷就更不愿意收了，第三是重点，大明没有人享有免税特权，可有能力的人能想尽各种方法免税，朝廷也好，太监也罢，你有没有能力抓这些逃税的人，这里可有皇亲国戚、勋贵士绅，反而朝廷设关钞最终坑得都是普通小生意人，他们躲不了税，反而被多征，如果所有人都能一视同仁征税，那征商税就简单了。

    朱由检没有再继续问，因为他已经知道这些空谈无益，而孙承宗也不希望皇帝在没能力解决根本问题的时候好高骛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