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灿回到后宅的时候，陈子服已经伏在案上。
    正皱着眉头，啃那堆如小山般壮观的案卷。
    桌上除了茶水，还放着水果点心，看来，今天这是要打持久战的节奏。
    陈子灿围着巨大的书案，转了一圈，倒吸一口凉气。
    拍了拍这些尘封的文牍，惊叹道：“我的天，这么多！”
    “哥，你可别把那些鸡毛蒜皮的小案子都拿过来，至少，也得是让叶知府够得上徒、流的那种吧？”
    陈子服抬起头，露出一个苦笑。
    “你当我傻么？”
    “看看，这全是叶知府在修武县令任上，判过的流刑以上的案子。”
    “七年，八百六十二宗！”
    “其它徒、杖的，更是不计其数……”
    陈子灿张大了嘴巴，惊愕的说不出话来。
    良久方道：“这，三天哪里看得完！”
    “我见你平日处理的，都是鸡零狗碎的事情，小小一个修武县，哪来这么多大案要案？”
    陈子服叹了口气：“要不，他怎么能升官呢？”
    “破案，可是事关官员的考评和京察。”
    “那，你这两年，判过的大案有几宗？”陈子灿有些好奇。
    陈子服想都没想：“十一宗，三个流刑，八个徒刑。”
    “啧啧！”
    陈子灿讥笑道：“你这辛辛苦苦干了两年，还不如人家老叶一个月的政绩！”
    “还需要努力啊！否则，怎么追求进步？”
    陈子服无语：“你到底是来看案卷的，还是专门来嘲笑我的？”
    “看！”
    陈子灿晃着脑袋，感觉头都大了：“但不能这么看。”
    “咱们先分类，死刑流刑分开。”
    “然后，按时间顺序，从近到远排列，这样看起来，效率会高的多。”
    陈子服点点头，这确实是个办法。
    那些陈年积案，找到翻案证据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
    看不看，其实意义都不大。
    近年发生的大案，才是突破的重点。
    说干就干，两个人立刻动手，忙碌了足有大半个时辰。
    看着一座小山，变成了两座小山，灰头土脸的二人，还是相对苦笑。
    “这死刑，是不是太多了点儿？”
    “咱们没弄错吧？”陈子灿挠着头。
    “看起来，差不多有五、六百宗！”陈子服摇头。
    “都是人命啊！”
    陈子灿默默点头，这叶知府残民以逞，为了升官发财不择手段，于此可见一斑。
    他想了想：“这一般都是什么原因？”
    陈子服道：“顺治二年以前，剃发的案子最多，占了死刑的七八成。”
    “顺治三年以后，犯了逃人法的，占死刑大多数，约莫有六成左右。”
    剃头令，陈子灿是耳熟能详的。
    后世广为流传的江阴十日，嘉定三屠，都是汉人，为了维护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不甘剃发易服亡天下，而奋起抗争的事迹。
    可这“逃人法”，他就有些陌生。
    但此刻听起来，似乎杀人之多，延续时间之长，丝毫不在剃发令之下。
    陈子服见弟弟满脸疑惑之色，以为他是从神智恢复以来，对外面的事情了解太少。
    正色告诫道：“子灿，这逃人法，你可不能不知。”
    “否则，一旦误触，后果不堪设想啊！”
    “嗯——，这跑马圈地，你总该听说过吧？”
    陈子服看弟弟还是不解，问道。
    陈子灿点点头，扣儿的父母，都是死在那场混乱里。
    建奴进京后，当年冬天，就颁布了圈地令。
    说是要把近京各州县的“无主荒田”，分给南下的满洲人。
    但实际上，这些明火执仗的匪徒，哪里管什么有主无主，走到哪里，就圈到哪里。
    原先的田主，一声令下，立刻就被逐离家园。
    连针头线脑，都不许携出。
    田产家宅，屋内陈设，都成了满洲人所有。
    妻女太老太丑的，让他带走，年轻漂亮的，自然不用多说……
    京畿的通州，曾有人上奏朝廷：顺治元年十二月，圈地令下，老百姓良田被圈占三千余倾。
    虽然号称另行补偿，实际上寸土皆无，反而要继续承担赋税。
    为什么呢？
    因为，所谓的补偿还没到位，第二年四月，又有满洲贵族来，将通州剩余的两千四百多顷农田，全部圈为马场。
    而整个通州，所有的农田加起来，也就仅有这五千多顷而已。
    通州失地之民无以糊口，只能拖儿带女，做了满洲田庄里的农奴。
    雄州地方官也说，圈地之后，满路饿殍，城郭为空。
    雄州现在空有户籍册，已经无民可牧。
    这种惨状不是个别，而是建奴所到之处，无不如此。
    直到四十多年后，康熙下令“嗣后永不许圈”，才告停止。
    满洲人占有了大量良田，自己却养尊处优，不耕而食。
    于是掳掠周边青壮，为其农奴。
    又招募凶悍无赖之徒为庄头，唆使他们为自己抢夺人口田产，号称“带地投充”。
    直到乾隆年间，依旧如此。
    清初诗人方文有写道：“一自投充与圈占，汉人田地剩无多！”
    作为农奴的汉人，就是满人的私产。
    只能当一辈子两脚大牲口，甚至子孙后代，都被称为“家生子”，无法摆脱当牛做马的命运。
    许多人不堪奴役凌辱，含恨自尽。
    每年上报自杀而死的庄户，都有几千人，死而不报的，更是不计其数。
    还有更多向往自由的农奴，选择了逃亡。
    顺治三年，多尔衮谕令兵部，缉捕逃人。
    说数月之内，满洲庄户逃亡者，就已经达到几万人，严重影响到了贵族老爷们的“生计”。
    于是，这位残暴成性的九王爷下令，专门在兵部设立“督捕侍郎”。
    明言：“捉拿逃人，乃清朝第一急务”。
    地方官员，也以缉捕逃人，作为重要的考核标准。
    若非叶知府大节有亏，以他抓逃的卖力程度，早就升上去了。
    “逃人法”的特点，是薄惩逃人，重治窝主。
    因为这些逃人，都是建奴的财产，抓住了还要发回原主，继续奴役。
    而收留逃人者立斩，甚至他的邻居，和“十家长”、“百家长”，乃至地方官，如果没有及时发现，统统都要连坐。
    顺治年间，刑部上书：“历年秋决重犯，半属窝逃……”
    那些被逃人法牵连的，不仅仅是收留他们的亲友。
    但凡是他们经过的地方，有给他们一顿饭，甚至一个馒头，或者留宿一晚的，都会被治罪。
    于是，受株连的百姓相望于路，往往捕获一个逃人，就要连坐几十家。
    授残民之官以恶法，就如同送凶戾之徒以钢刀，天下生民，尽为鱼肉！
    也正因为这些，太行山葫芦王任老爷子，号称七十二家山寨总瓢把子，这么多年来纵横京畿，肆意骚扰。
    清庭屡次用兵，都无法拔掉这颗眼皮底下的钉子。
    他们太行群盗，最主要的来源，就是这些被抢走土地，夺去妻女的流民。
    还有不愿连累他人，一心只想报仇的逃亡庄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