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之前梳理殷墟考古史一样。

    苏亦对民古考古史也做过梳理。

    在北大考古专业，做民族考古的人，也就只有李仰松先生。

    主要是他早些年受到林耀华先生的印象。

    但真正做田野调查，主要还是从1956年到云南佤族做社会历史调查开始。

    这段经历，才奠定了李仰松先生在民族考古学上的地位。

    李仰松先生早年间对佤族的社会历史调查，其实总结起来基本有三点。

    第一，李仰松搜集了许多佤族的历史文化现象，利用活态的民族学资料去研究，印证考古问题，如制陶术、酿酒起源，把考古学与民族学结合起来，互相印证，相得益彰。第二，这种新的、民族考古比较研究，为后来的民族考古做出了表率，对于北大考古专业后来不从从事民族考古事业的学生都有极为深刻的印象。比如后来的汪宁生以及宋兆麟都是按照李仰松先生的方式去做研究。当然，民族考古比较研究过去不少学者都提出过，可惜他们没有更多的时间进行实践，而李先生是真正吃螃蟹的人，使我们后来者少走了不少弯路。第二，李仰松先生是考古学出身，对绘画、插图比较重视，在他参与编写的《佤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中有不少精美的插图，在同类调查报告中开了好头。这是开创了一个很好的模式。

    第二，学术话语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范式。在这样的调查报告范式中去编写民族考古调查报告，绝对是前所未见的，这也是一个创举。在后来的民族田野调查或者民族考古调查之中都成为普遍运用的方式。

    事实上，一般搞民族学的学者对物质文化比较忽视，有插图者更寥寥无几。其实，不想民族学的学者不想搞，而是他们搞不来，因为他们根本就不会绘图，想要像李仰松先生这样把考古学的绘画方法带到民族学研究，这是难能可贵的。

    第三，一般搞民族学的人，不大重视拍摄民族文化照片，留下的民族学照片极少，这是很遗憾的。在过去的资料之中，原始图片并不多，并不利于传播。过去李仰松先生在佤族地区还拍了几百张照片，有些极为珍贵，如房内壁画、人头桩、制陶方法，这些是后来者所看不见的，听说李仰松先生将其捐给北大考古文博学院，令人们敬重。

    实际上，照片应该是民族调查的记录方式之一，这点，早年间的民族调查往往忽略了。

    不过到后世，基本上不存在这个问题，各种影视图片资料一一俱全。

    然而，到后世再去研究民族学的时候，社会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很多少数民族部落已经受到汉族影响极大，很难保持当初的纯粹了。

    因为汪宁生在民族考古方面的巨大影响力，苏亦读博的时候从事民族考古学，也受到极大的影响，要是师从关系来算，非要靠上去也是跟能汪先生沾边的。

    不过北大考古专业没有开设民族考古的课程，对于苏亦来说，颇为遗憾。

    在李先生的课堂上。

    苏亦的存在感极弱。

    因为这堂课，他的倾诉欲不高。

    李先生讲述的东西也极为基础，除了目录之外，也没有继续讲述其他的东西。

    也没有在课堂上把苏亦叫起来回答问题，然而，这样你以为李仰松先生就直接把苏亦忽略掉，那么你就错了。

    下课的时候，李先生还特意朝着苏亦招手，让苏亦陪着他走走。

    “你在河宕遗址实习的经历我知道，听说你还别王局长表扬了。当时中大梁钊涛教授对你特别推崇，说你天生就学民族考古的料，不跟他学习民族考古可惜了。还说你选择北大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啥情况？

    这些话，他根本就不知道啊。

    啥时候，梁钊涛教授的怨念那么大了？这是挑事的节奏啊。

    苏亦只能傻笑，简单讲述一下王局长去视察的经过。

    李仰松先生点头，“对于梁钊涛教授的话，我同意前半段却不认同后半段。他说非常合适民族考古，这点我是认同的，但他说你不跟学民族考古可惜了。我倒是不觉得，如果你真对民族考古感兴趣的话，跟我学习也没有问题。”

    啥？

    李仰松这是要跟梁钊涛教授抢人的节奏啊？

    问题是我不是梁钊涛教授的弟子啊。

    这完全就是挖宿白先生的墙角好不好。

    苏亦能答应吗？

    要是他敢答应，分分钟被宿先生逐出师门。

    这样一来，苏亦只能装傻，“李老师，其实我对民族考古不太了解。”

    李仰松先生不在意，“没事，你以后要经常过来听我的话，你会慢慢了解的，说不定就会爱上民族考古。甚至广义来讲，你们在广东做的百越考古也属于民族考古的一部分。所以，不要忙着拒绝。就算你未来研究佛教考古，肯定也会涉及到雪区以及西域地区的民族考古。这个方面咱们都可以交流一下的。”

    显然，李先生也想招研究生了。

    现在既然没有研究生招生资格，拿着别人的研究生来练手，过一下导师的瘾，应该也是不错的。

    对于这个提议，苏亦当然不会拒绝。

    于是，苏亦跟李仰松学习民族考古的事情似乎就这么敲定了。

    两人走在文史楼楼梯上，这不动声色的交谈的模样，像极了情报头子在交易。

    苏亦确实不抗拒跟李先生在学术上的交流，前世要有这样的机会，苏亦说不定要幸福的休克过去了。

    因为跟李仰松先生有了这样一个不算约定的约定。

    苏亦下课以后到图书馆，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借阅他的相关论文，如《云南省佤族制陶概况》，《考古通讯》1958年2期；《佤族的葬俗对研究我国远古人类葬俗的一些启发》，《考古》1961年7期。

    此外，还有宋兆麟：《云南永宁纳西族的葬俗－兼谈对仰韶文化葬俗的看法》，《考古》1964年4期；《云南永宁纳西族的住俗—兼谈仰韶文化大房子的用途》，《考古》1964年8期。

    甚至还有一些汪宁生的相关论文。

    在五六十年代，相关的民族考古论文并不算多。

    可以看的，也很少。

    一个下午的时间，苏亦就能把这些东西给翻完。

    前世，苏亦曾经看过李仰松先生参与编写的《佤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也看过他自己编写的《20世纪50年代西盟佤族社会历史调查》。

    这些书是了解云南佤族最为重要的资料。

    甚至，翻看这些论文以后，苏亦也去借阅林耀华先生的相关著作。

    虽然在图书馆泡了一整天，但苏亦也没有萌生要写相关论文的想法。

    已故的台湾史学家就曾经对在学术研究上，通与专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问题上提出过自己的看法。

    他说：在学术上，通与专是看个人的。有人愿意是专家，他不想“通”，对“通”没有那种意识。有人故意学“通”，那种是很虚的通，许多抽象的废话，听起来冠冕堂皇。尤其是现在用西方各种理论的名词，人家也不知道葫芦里卖什么药。我想真正求通，是在专中求通，通中求专，两者分不开。没有具体研究，通什么呢？一到具体研究就进入专的领域。这专不是就事论事，要看看前面，看看后面，看看左右，把有关的都联系起来，那就是专中有通，通中有专，不能空谈专与通。

    对待这个问题，宿先生也曾经提过自己的要求。

    就是让宿白他们几个弟子发文章的时候，要慎重。

    入学的第一个周，在宿先生家里做客，宿先生就曾经说，“以后你们发文章的时候，不要忘了你们是我宿季庚的弟子。”

    这话，在苏亦看来，完全就是针对自己的。

    因为他在粤博实习的时候，就撸出两篇文章了。

    石峡稻作遗址的论文被文物收录，而关于遗址博物馆的论文则被考古收录。

    这两篇文章都被国内考古行业内两大期刊收录，按理说应该觉得高兴才对，然而，宿先生偏偏就不高兴。

    或许他在私底下偷偷高兴了却没有说。

    反正，宿先生是不鼓励这种现象的。

    是苏亦发的文章内容不好吗？

    并非如此。

    然而，苏亦的这篇文章研究方向却偏了，跟佛教考古啥关系都没有，偏到十万八千里，普通的本科生发没有问题，或者其他导师名下的研究生发也没有问题。然而，苏亦他们发问题就挺大。

    属于不务正业。

    从这点来说，宿先生是极其爱护自己的羽毛的。

    所以，苏亦涉略极广，啥都好奇，啥都想学，但除了实习那段时间快枪手似的赶出来两篇文章外。其他方向，他的不写。

    不然，按照他前世的习惯，有那么好的机会水论文，他肯定不会放过。

    现在嘛。

    他很好克制这种欲望。

    从内心深处，苏亦也认同宿先生的想法，论文要么不发，一发就要有目的性。不要东一个榔头西一个榔头，啥都想研究啥都要去涉略。以前他或许会干现在嘛，不想干了。除非那种去构建一个学术体系学术思想的论文。比如他在农业稻作遗址方面的研究，以后就不停发文章，不断的深入。然后不断的给自己的主张添砖加瓦，毕业的时候，还可以去学术碰瓷，去跟别人论战。只要赢了，就是颠覆选手，完全就是靠颠覆前辈的观点上位。

    不过这样作，要不了几年，他就变成一个学阀。

    既然不干这样的事情，短时间内，苏亦只能克制自己发文章的冲动。

    主要是他前世读研的时候，研究的是公共考古，这方向太虚。弄不出啥东西，后面转入民族考古的坑，博士论文还没有弄出来，就回到现在了。

    所以前世读了那么多年的想法，苏亦连自己的学术主张都没有。完全就是一个万精油选手。现在，如非必要，他也没有啥好写的。读研这几年，除非佛教考古方向的文章，其他方向的。苏亦觉得自己尽量不去碰触。

    或者说，等他闯入偌大名头以后再说。

    现在嘛。

    不着急。

    按照张爱玲的说法，出名要趁早的话，苏亦这个年龄段已经够早了。

    再早就没有必要了。

    就这样，苏亦也开始上宿白先生的第一节课了。

    不过不是宿先生讲述的魏晋南北朝隋唐考古，而是古代建筑。

    五十年代的时候，北大考古专业聘请梁思成先生过来讲述古代建筑。

    然而，当时梁思成先生社会活动太多，本人太忙。并没有来北大讲多少节课，大部分的情况都是由宿白先生在代课。

    所以，从五十年代开始北大古代建造的课堂都是由宿白讲。

    至于为什么宿白先生能讲古代建筑，主要也是受到梁思永的影响。

    1947年，梁思成先生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建筑史”，宿先生前往旁听，随之对中国古代建筑产生了兴趣。不过，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先生在北京大学讲授的中国古代建筑，是“专为学考古的同学开设的”，不同于一般的中国古代建筑史。

    宿先生也不仅仅是旁听那么简单。

    他比北大史学系其他学生更加具有学习古代建筑的功底。

    因为他会素描。

    当年，他跟随向达先生读研以后，就被向达先生推荐去跟董希文学习素描。

    再加上，他对的石窟寺建筑有着深厚的研究，再去研究古代建筑，这些都是自然而然的转变。

    除此之外，宿先生的古文基础很好。有着深厚的古籍基础。

    古代学者对照实物整理了宋代和清代的两部官式建筑的专书，即《营造法式》和清工部《工程做法》，这个工作给研究官式建筑的历史敞开了大门。

    有两部，一是《营造法式》，可参看梁先生的注释，《营造法式注释》只注释了《营造法式》的一部分，大部分梁先生未涉及，因而也还需要看原书。

    二是清代的工部《工程做法》，可先看梁先生的《清式营造则例》。

    甚至还可以梁思成《中国古建筑调查报告》。

    梁先生的这些著作，宿先生都有涉及。

    再加上，宿先生早年间写《白沙宋墓》发掘报告的时候，搜集过不少的古代建筑资料，这样一来，开设这门课程，对于宿先生来说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甚至到了后来，宿先生还出版过自己的专著《中国古代建筑考古》。

    这种情况下，让苏亦对宿先生的这么课程充满期待。

    更加让苏亦意外的是，他们这堂课并不是在文史楼的教室内上，而是直接去博雅塔。

    这样一来，就热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