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刊天下文章，教导百姓学问，是吾辈读书人的最大荣光，有教无类，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自己的文章能印成书，让天下人看到，是每个读书人最大的心愿，这就成为了报刊文章的最大来源，什么稿费之类没有这样的概念，能不能把自己的文章选中刊印出来，哪怕是倒贴也心甘情愿。

    郓城宋金河书院已经开学，第一期学生不收费，也免束脩之礼，来自附近的都是一些贫穷人家的孩子，招收了一些家境不好的老童生及生员作为蒙学的教员，加上从平安镇《大明科技学堂》毕业的七位教职，组成了东北方规模最大的蒙学堂，所谓蒙学就是识字班，学院内只有一个高级班就是童生班，招收的是以往通过县考的童子试，这些童生年龄参差不齐，从十几岁到六十岁的都有，有些人已经参加了十几次的府试而不得，听说去宋金河书院进学，不管往后能不能考中府试，三年后毕业，书院会安排商贸城中的职位。对于这些老童生来说，就当是过了府试，还有院试这一关才能成为廪膳生，而廪膳生不是考上就得，最多成为增广生。

    明代到了成化年后，秀才功名由地方官家给以膳食的生员。又称廪膳生。明初生员有定额，皆食廪。其后名额增多，因谓初设食廪者为廪膳生员，省称"廪生"，增多者谓之"增广生员"，省称"增生"。又于额外增取，附于诸生之末，谓之"附学生员"，省称"附生"。后凡初入学者皆谓之附生，其岁﹑科两试等第高者可补为增生﹑廪生。廪生中食廪年深者可充岁贡。

    对于这些童生来说，还是现实一点，入学三年弄个包分配，解决吃饭问题是不是当务之急。有些人因连年考试，还带着一大家子，座吃山空，生活不堪多年了，如果再去考生员的话，考上了又能如何，还是要忍饥挨饿，不如先寻条出路最说。吸引这些童生前来“宋金河书院”就读的不止这些，还有学院内出版的学刊，每一期挑选一篇由这些童生书写的文章，文章的题目由学院内教职出题，题目当然不是“四书五经”上面的，也不是史书上面，而是一些关于民生的题目，比如“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对安居乐业的理解”，“大明百姓最需要的是什么。”

    这份月刊每刊出八页，除了宣传商贸城外，还有商贸城中各种商品的价目，招工启示，有时政、商情、衙门公告、学院教育内容、读者来稿、地理知识，最后是广告等。

    知县关兴茂为月刊的名誉教授，顾麟为总编，学院内教职都为小编。

    从洪熙起，城北重华书院开办以来，已经历了宣德、正统、景泰、成化半个世纪，成为了山东有名望的书院，来自圣人之地曲阜的许多老儒担任教职，从重华书院考取的生员已经有九位，其中一人中举，书院主要生源是附近的鄄城、郓城、巨野、梁山、荷泽等地。能进学的都是大户人家又或是大地主员外之类人家孩子，只要交上一笔束脩，经过入院考试就能上学。到了明朝万历年间，“重华书院”迁入荷泽后，是菏泽历史上规模最大、存世最久的著名书院之一，在山东乃至全国的书院发展史上享有盛誉，为中原地区的文化、艺术、教育中心。

    目前的这个书院就是荷泽重华书院的前身，坐落在鄄城跟郓城之间，占地十一亩，要说规模也是相当大了。自从郓城宋金河书院开学后，二家书院的竞争也就凸显出来，宋金河书院印制院刊的方式，对重华书院的冲击非常大，在古代书籍太精贵了，而这种又像报纸又像杂志的书籍，在章子俊看来就是一份消费类的读物，读后即扔，可是在古人眼中，凡是成书成册的书籍都是奢侈品，只有大户人家中才会有书，书籍也代表阶层，就因为书籍稀缺，读书只是少数人的专利，穷人家的孩子是读不起书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书籍太贵了。那么，古代一本书需要多少钱呢?古人出于对圣人学问的敬仰，敬惜纸字，见到纸张都必须捡起来，何况是书籍。自汉以来，尽管造纸术普及，仍然不是普通人家能承受的起的。另外，在活字印刷术出现之前，出版书籍主要靠雕版印刷，雕版印刷需要提前雕版，工程浩大，一字出错就需要全部重来。这样一来，人工费自然也是不低了。

    《书林清话》记载，南宋淳熙三年，苏州公使库印刷《大易粹言》二十册，耗纸1300张，棕、墨、糊药、印背匠工食钱等1.5贯，赁版钱1.2贯，成本共计约3.3贯，标定售价8贯整。宋时一贯钱折合约300人民币，也就是说，一部《大易粹言》成本价需要990元，而售价足足2400元!这个价确实不是普通人家能承受的。一个读书人，《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是启蒙类读物，四书五经是必修课，历代先贤之著作也是必读的，可以想象，要供一个读书人，非穷尽全族之力不可。

    明初宋濂在《送东阳马生序》中写道：家贫，无从致书以观，乃假借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许多穷苦子弟就是靠借书抄书求学，所以手抄本的“四书五经”在民间大行其道，一个家族中的藏书，往往很大一部份就是手抄本。

    而章子俊早在平安镇开办的大明科技学堂时，首先解决造纸的问题，有了价廉的纸办学才会减少成本。古人造纸费工费时，把一些麻丝、木屑、竹丝浸泡后，用石磨碾磨粉碎成浆状，接着就是舂臼了，就是把碾磨粉碎后原料放入石臼，以石碓叩打直至形同泥面。将被打烂之竹料等倒入水槽内，并以竹帘在水中荡料，竹料成为薄层附于竹帘上面，其余之水则由竹帘之四边流下槽内，再用细丝竹帘让浆状摊铺晾干成纸，每一张纸确实金贵繁复。

    而章子俊的做法就是制作粉碎机，粗碎、精碎把树叶灌木竹木一类用机器反复粉碎成末后，再用石灰水浸泡，成浆状后，再用细竹帘上浆晾干，过程中也不用反复清洗漂白，只要纸张能用就行，这种带有浅灰黄色的纸张，印制报纸、杂志类的书籍，加上不用刻板，采用铅锡活字，成本就会很低。

    有了纸张后就要有印制作坊，这种印书作坊首先要建个小窑炉，用来融化铅锡，铅锡的融点很低，只要能达到三百多度即可，接下去就是制作出铅锡字出来，再让工匠修正字形，排版印制即可。这种印制作坊可以同时印制相同的多块活版，所以说印制速度也大大提高了不少，而且成本更加减轻。像八页这种期刊，印制的数量越多，成本越轻不到五文。当然对穷人来是说五文可以换五个烧饼，价格也是不低，一般的穷人不识字，花五文钱买来也无用，可是对读书人来说实在是太便宜了。还不及一张普通的宣纸价。

    在明朝刻板印书分为三大类，一类由朝廷官府出版的书籍，称为官刻，往往是翰林院修书，“国子监”刊印，国子监既是大明教育管理机构，也是最高学府，但同时，国子监也是大明朝书籍出版的主管部门。分管着全国地方官府刊印的书籍，除了国子监有专职的印坊之外，还有内府刻书，监本和藩刻本。内府刻本指宫廷刻书。主持其事的是宦官衙门司礼监，其下设有经厂，专司刻书。所刻书大多是政令典制和经史读物。监本分南监本和北监本，因南京和北京皆设国子监，都曾刻印书籍，南监刻书尤多。明代的出版机构，虽由司礼监经营，但朝廷官府各部院，如礼部、工部、兵部和都察院都刻书。钦天监、太医院也刻印本专业的书籍。形成图书“版出多门，各司其责”的局面。

    所以说在明朝要出书很容易的，只要有银子。第二类是地方刻书，各省有布政司、按察司刻书。许多府县也刊刻本地方志。各地儒学、书院监运司也间或刊印书籍。在地方出版机构中，明代的特点是各地藩府刻书较多，称做“藩府刻本”。

    第三类为私人刻书及各地商业刻书，也是大明刻书最多的来源，风气甚盛，大多集中在江浙一带。除了刊印古籍之外，往往翻刻宋元版，所以刻本十分精致。私人出版家中尤以常熟毛晋汲古阁最为著名。他善于刻书，精于校勘，奋斗40 年，刻书600 余种。所刻书籍运销全国各地，有“毛氏之书走天下”之誉。明代书坊刻书进一步发展，分布地区较前广泛，数量也更多。福建建宁是书坊最发达的地区，长江下游的南京、苏州等地也有许多书坊。

    除了这些外，还有一些极小的民间家庭作坊式刻书，专门刻印一些佛经、烧附、民间故事小话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