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任开封府尹乃是乐平县公李昭贤，先不提他的履历与资历，就冲他的出身背景，就足以担任这“天下第二府”的主官。
    他的父亲叫李继隆，母亲叫刘葭，外祖父为世祖皇帝，也是当今天子的表哥......李氏也算大汉将门了，不管是李处耘，还是李继隆、李继和，都是一时名将，尤其是李继隆，统帅之英，中流砥柱，也是李氏最杰出的人才。
    不过，随着李继隆兄弟的先后此辞世，李昭贤这一代开始承担起家族重任，同时也走上大汉的政治舞台。只是，李昭贤这一代，再无如李继隆、李继和那般的人才，第四代也还无人冒头，因此，李氏家族的丁口多了，但那股家族发展的势头却在衰落。
    长年以来，都是李昭贤在维持李氏在宫廷、朝野间的权势与影响，即便他从小就接受李继隆的教育培养，但实事求是地讲，也就一中人之资，为政处事，也只突出一个稳重、和协。
    但是，对于李昭贤这样身份的来说，中人之资，已然足矣，开封府尹的职位，就是明证，这可不是一般勋贵能够担任的。
    平心而论，如果皇室与朝廷心存猜忌之心，那么如李氏这种，将门世家，在军队中拥有强大影响力与号召力，又曾出将入相，掌管军政权力，同时还是皇亲国戚，对皇权的威胁才是最大的，远比一般权贵要大。
    然而，大汉帝国从世祖时代一路走来，比之李氏更显赫、亲近的将门外戚家族都有，且不是一家，等到六七十年后的建隆时代，这种问题，已不是大问题了。
    这还得感谢世祖皇帝活得够久，在位时间够长，在他的统治时期，以其崇高的权势威望，将这方面的威胁逐渐淡化、消除了，再加上一系列平衡措施，以及太宗皇帝强化制度的各项政策规定，方才形成当下的局面。
    对大汉帝国如今的权贵们来说，一旦有机会，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下手，攫取权力，侵蚀皇权，但谁也不敢生出造反篡位的念头来，那只会让人群起而攻。
    但凡统治阶级，想要从其内部形成一种根本性的颠覆，是很困难的事情。当然，若是到帝国的统治后期，那就不一定了，在此之前，仍旧需要一段漫长的发展、变迁。
    仔细想想，连皇室宗王都能在朝廷中担任要职，还掌握实权、重权，采用一些皇亲国戚，就更属于寻常了。然而，不管是世祖、太宗，乃至康宗，都在有意地提拔庶族官僚，打压勋贵，用以平衡，
    就更别提刘文济了，他才是最需要对帝国权力、阶级进行平衡的人，然而，到最后就会发现，所谓了平衡，只不过在贵族官僚之外，培养出了一批庶族权贵罢了，而这两者之间，本质上并无不同，只不过享有的特权不同，对皇权的威胁在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罢了......
    就拿时任开封府判官的吕夷简来说吧，大汉帝国从中枢到地方设立的“判官”之职，可不只是判狱案诉讼，而是所在职司大小一应州府院事悉可判之，也就是所谓的“通判”，可想而知在相应职事内的权威了，远比传统的“上三佐”要重得多。
    当然，随着时事的发展变迁，“判官”一职也不是一个普遍常设的官职，严格意义来说，和朝廷应时则期遣重臣巡抚、巡检地方一般，是个使职差遣。因此，大汉帝国上下部司、州府虽然数以百计，但判官数量并不是很多，只有在特殊职司地方抑或特殊情况下才设立，而开封府当然具备这份特殊性。
    至于吕夷简，时年不过四十出头，名声不小，才能也还算出众，但朝廷上下，提及此人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却是其其伯父，“开宝—雍熙”名臣、名相吕蒙正。
    当然了，吕蒙正膝下子嗣虽然不少，但以成就、名望及权势来说，还得是吕夷简在事实上成为吕蒙正在政治上的衣钵传人。而若非同姓吕的这层关系在，以及吕蒙正在世、在朝时的一些教导与帮助，即便吕夷简资质再好，想要达到如今的政治地位，也是千难万难的。
    进入建隆时代的大汉帝国，或许还要早许多，就已经不是一个任由寒门、庶民、草根崛起的时代了，即便每年仍有不少寒门庶族通过科举、吏职渠道进入仕途，被授命官，然而，这部分人数量比之亿兆子民，就显小众了，同时，也很难说清这些庶民背后是否牵扯到哪些“不普通”的背景与关系。
    而曾经那些被世祖皇帝用以制衡勋贵阶级的庶族官僚、寒门将领们，在漫长的岁月中，也早已成为一种新“权贵”，形成了一种新的传承关系。
    毕竟，在官本位的帝国，出仕为贵，而一旦为贵，便实现了身份的转变、阶级的跃升，想让统治阶级的权贵们与被剥削的黎庶阶级和谐融洽相处，这本身就是一件极其矛盾的事情。
    能够做到的，就足以夸他是一个“有节操、有德行”的好官了，这也只是部分统治阶级的自我觉悟罢了。而不管是世祖皇帝还是太宗皇帝，他们所谓的制衡，只不过是在统治阶级内部培养了一批“新贵”罢了，与整个帝国的阶级矛盾上，并无根本性的改变。
    当然了，由世祖、太宗完善的学政、考举制度，保证给予庶民基本的上升渠道与机会，这就已经是其进步性了。
    另一方面，掌握帝国核心话语权的功臣勋贵集团，他们的传承维系基本都以血脉为纽带，这是爵禄条制就规定了的，也是勋贵来源与传承的基本特征。
    相比之下，“新贵”们在政治传承上，就要显得广泛多了，血脉、亲戚关系，依旧是个很重要的考量因素，但并不局限于此，师生、同学、同僚、同志乃至同乡，这些都可以成为一派政治势力传承发扬的脉络。
    在广泛性与包容性上，这部分“新贵”们显然是要优于传统勋贵们，毕竟总体的人才基数就天差地别，这也是他们能够与功臣老贵们抗衡的根本原因，并且，从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区间来看，老贵与“新贵”之间，必将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
    这些涉及到帝国统治阶级的问题，一些深层次阶级矛盾，作为皇帝的刘文济，显然是有所察觉，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而刘文济采取的解决或者说缓和办法，就是那个同样透着调合意味的中央、地方两级吏政学校制度的尝试与发展了。
    ......
    銮驾在抵达东京之后，皇帝刘文济首先发了一道恩旨，追赠前宰臣、计相向敏中，厚赏其子孙，以六品散官荫其二子。老相向敏中，就在今年夏四月时，病逝于开封城内的府中。
    起初得知丧报时，刘文济依旧已经表现出惋惜之情，遣人赴丧吊唁，此番只是在之前的慰赐基础上追加恩赏罢了，除了实惠之外，向敏中还被追赠为尚书令。
    实际上，向敏中之事，对刘文济而言，可以说只是一种旅至开封时改换心情的调剂，在处理完其事的一点小尾巴后，他将迎来一件大事，一件于大汉帝国历史而言都意义重大的事。
    仲夏之末的开封城，不只迎来了一年中最炎热的时节，同时还迎来了一批四海八方的客人——分布于海内外的大汉帝国封王们。
    楚王刘曙、越王刘晗、饶乐王刘昕、九江王刘晅、安东王刘文渊、安西王刘文泽、康居王刘文潜、北廷王刘文共、临海王刘文海、北齐王刘文瀚（齐王刘昀薨于端拱三年）、北鲁王刘文浚（鲁王刘暧长子，刘暧薨于建隆元年）、南梁王刘文浣、西雍王刘堪（前雍王刘淳之子）、勾吴王刘文渝，连同燕王刘昭、许昌王刘曜在内，一共十六，已然会聚于开封城。
    还有一个安南王刘继丹，因其年少（不足十五），不堪大事，王太后遣其长兄刘继元作为代表北上，参与此次大会。当然事实上则是，安南王室上层斗争激烈，王太后刘娥不敢擅离，更不敢让她最重要的一张牌“安南王刘继丹”离开交州......
    一十六王，基本与世祖皇帝最初分封子侄、宰割天下的构想相合，也是分割中、东方世界的大宗小国之代表，而这些人集中在一起，说他们能够掀翻整个世界都不夸张。
    上一次，诸王同坐、大小宗齐聚的情况，还在太宗时期，而共商国是，则要追溯到雍熙元年太宗初继位当年，而那已经是二十八年前的事情了。
    对于国家与个体来说，二十八年的时间，已足以产生沧海桑田般的大变化。从当下宗王的构成来说，可以明显发现的是，世祖皇帝的皇子们，已经陆续退出历史舞台，老的老，死的死，剩下几名年龄靠后者，除了挂着一个“皇叔”的名头，对比一些皇侄，就连年纪都没有优势，遑论国家发展了。
    而除了物是人非，二十八年来，最根本的变化，大抵是宗藩关系之变化了，中央与封国之间、皇室大众与诸王小宗关系的淡化、离心，是不可避免的，朝廷对诸国掌控力的下降更是极为明显的趋势，伴随着的则是各国实力的逐渐增强，这是导致这些变化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到建隆三年，诸国如论国力，首屈一指，定是安西无疑，其次便是安东，这也是能够理解的，毕竟也唯有这东西二国在早期得到了帝国几乎无节制的输血支持。
    安西、安东之后，康居、北廷、饶乐紧随其后，从这个非官方排名的名次来看，如今这个世界还是大陆权时代，即便于大汉帝国而言，大航海时代已经开启了，但海外的那些封国，比之陆上封国，从实力上来说，还是有不小差距的。
    当然，这份差距不只是中枢输血力度以及近几十年发展造成的，也跟当地此前的文明发展程度有关。而南方封国，或者说海洋封国，在国力、实力的发展上能勉强跟上北方陆地封国地的，只有安南、林邑、临海三国。
    然而，就是这三个已经基本掌握中南半岛的三国，论硬实力，真正能够比拟的，也只有饶乐国了。而即便作为北方最弱的饶乐国，真发起狠来，十万控弦之士或许夸张了，组织起五万骑兵是绰绰有余的。
    而二十余年间，战争频繁的林邑、临海两国，在面对真腊、蒲甘国时，动用兵力规模最大的一次，也不过三万人。同时，至今真腊、蒲甘二国依旧横亘在二国面前，虽说日益式微，但也很难保证什么时候能够彻底实现消灭、吞并的目标。
    真腊国已经快被刘文演、刘珙二人轮番上阵打散了，蒲甘国也被压缩在缅北山区，在刘文海的统战行动下摇摇欲坠，事实上，真正限制二国完成并吞大业的，已然不只是军事问题，而是政治、经济、交通、民族、宗教、人口问题。
    此番，诸王齐聚京师，也是刘文济酝酿多时方才付诸行动，召诸王一道，效仿太宗皇帝当年，举行一场宗王大会，将他筹谋已久的“新宗藩制度”拿出来，共同构建一套全新的大汉帝国宗藩体系。
    事实上，这股风已经吹了很多年了，最早甚至能追溯到开宝时代，只不过一直没有真正深刻、彻底的改变，刘文济只是想在“雍熙盟誓”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罢了。
    而这股风，在过去的这些年，也早就吹到各国了，对于刘文济为首的中央有什么意图，大伙多多少少都知道一些，但也正因如此，诸王有些难对付。
    就比如楚王刘曙，已经六十五的他，依旧不改当年本色，同时作为在世宗室中地位仅次于赵王的人，自然大摆皇叔的架子，在开封等了两日，就开始与人抱怨皇帝不尊重他们，哪有让长辈与贵宾等这么久的。
    在刘文济驾临之前，主要负责迎候诸王的许昌王刘曜，也已经快应付不下这干封王了，实在太难整了。倚老卖老、一副混不吝的楚王刘曙也就罢了，安东刘文渊更是出了名的搅屎棍子，有这二王在，加上其他人的含沙射影、阴阳怪气，想消停都难。
    不过，所有的杂声，随着銮驾抵至，都消沉不少，这毕竟是大汉帝国的皇帝，中央皇帝的权威在当下这个时代，还是很值钱的。
    说到底，还是诸国有求于大汉母国，否则在朝廷相召之下，大可托辞拒绝，也不会齐齐整整地远赴京师。而之所以原因来，除了中枢的威慑之外，也因为这次大会的调子已经定下了，这是要决定接下来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帝国以及皇室内部格局的重量级会议，为家国大计，也得走这一趟。
    针对楚王刘曙“不尊重长辈”的指控，皇帝刘文济很给面子，当着诸王众臣的面，亲自向他行礼致歉，态度很诚恳，只是嘴角的那点笑意有些让人讨厌，过程也让刘曙膈应得不得了......
    在会议正式开始前，自有一番流程铺垫，设御宴款待是必须的，刘文济也需要暖暖场，以皇帝的身份亮亮相。然后是分别接见诸王，与诸王联系交流一番，听取他们的汇报，试探他们的态度，很多人他都不熟悉，甚至就是不认识。
    再之后，便是一场隆重而庄严的祭天、祭地、祭祖仪式，开封城郊那座作为世祖皇帝早年祭拜之所的祭坛，开封府早就收拾好了。
    郊祭之后，东京昭烈庙也少不了一场庄重的祭拜，以告慰在帝国开国奠基、创业守土过程中牺牲的所有前辈英灵。（西京功臣阁，东京昭烈庙，这两者几乎就是大汉帝国的文武庙了）
    然后，又是一场御宴，前前后后拖了数日，愣是把诸王折腾得筋疲力尽了，刘文济方才在开封皇城的崇元殿内，同诸王进行了一场“闭殿会议”。
    原本，刘文济是邀请了赵王刘昉与会的，毕竟是宗室之长，也是诸王之望，不过，被刘昉拒绝了。用他的话说，这是宗藩大会，而他那一脉，早就传给刘文共了，在如此性质的会议上，父子同席，不合适。
    这场“崇元会议”连续开了三日，具体过程如何，当时并没有流出，后世之人也只能在《起居注》、《世宗实录》、《国史》以及诸王有关的一些世家传记中找到一些记载。
    而守卫在殿周围的侍从、卫士则能清楚地听到崇元殿内激烈的争执声音，场面应是很火爆的，但是，最终争吵出的结果，则开启了大汉帝国一个崭新的“宗藩时代”，奠定了未来百年乃至数百年东方世界的格局。
    刘文济与刘姓诸王盟誓，在“雍熙会谈”的基础上，拟定了一套新的“大汉宗藩守则”，变化不小，但排在第一的，仍旧是那一条：太宗皇帝一脉，乃是大汉帝国皇位永世不移的传承者，当然，到了刘文济，就得附加上他本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