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2章 波澜起
作者:土着与土猪   铁血西军:大宋杨家将后传最新章节     
    杨元奇送李清照回李府,李清照在云梦楼写下《知否》,他老爹肯定知道了。李清照怎么都得拉着杨元奇一起来送死。
    李格非看了下杨元奇:“你还知道过来?怎么你觉得不妥了?”
    杨元奇赶紧赔笑:“本来妥妥的,清照妹妹写了词就有些不好了。”
    李格非道:“明天,自己来国子监,2天的禁闭一起待了。”
    李清照对这个处罚很满意,反正不是罚她,还能在国子监找他。
    杨元奇有些无语:“两天来就来,那屋子床铺太小了,回去睡行不行?我第二天一大早就回来的。”
    李格非说:“那不是没多罚你?!多了一个晚上你话还这么多?!”
    杨元奇继续挣扎了一下:“李叔,我家娘子不是刚到,这不总得带着她见识一下开封的风月,我都是第一次去云良阁以外的地方。”
    李格非道:“李之纯大人在问我,不是把你关着了吗?怎么还可以带着一群小娘子四处浪荡的。”
    李格非心里想到的却是另外一事,他那个好兄长秦观这次怕得吃瘪了。那天202有杨元奇的娘子,封宜奴最后还是去他房间,这里面能说明的问题很多。
    杨元奇一听,好吧,扯上文化人面子,这事不能再说了。
    ……
    回到潘府,潘易岭在啧啧的说:“李家这个小娘子才气斐然呀。那首赠孟婵还能说她偶得一词,今儿又有这词,大家不关注都不行了。”
    秦家姑姑说:“估计还是今天偶得,听雨吃酒赏花,也就上午在这里发声,下午就能出得一词,唉,早知道今儿不去接你了。”
    潘金莲笑着说:“别人听得是词,秦姐差点都是词中人,够了够了!”
    秦家姑姑唉了声:“下次再把她约来,多喝点,说不定也为我做一词。”
    杨元奇道:“秦姐你和岳丈不需要了吧,也给开封府衙其他夫人们一条生路的吧。”现在潘金莲和杨元奇都喊着秦姐,潘易岭也不再多说,他们这么称呼也是关系很好,家和万事兴。
    潘易岭看了杨元奇眼:“最得给你活路?!”关于杨元奇在外的事,他从来不是很爽,女儿就这么容得了他?!
    杨元奇干笑不敢搭这话。
    潘易岭道:“案子差不多要判了,李助和那个袁朗会发配,要不要给到河东路?”
    杨元奇说:“算了,还去折腾他们干嘛。”
    潘易岭不再多说,判去西北有点远了,还是河北河南那带合适。他们目前看,犯的事不大。
    ……
    国子监,杨元奇老老实实的呆在反省室,这次他有备而来,准备好好再练几个字,对于练字他已经绝望,不过练某几个字那还是可以,名字不用再天天画,不过比如,“亲启”“顔楼”“世叔”这些还是要多写写,起码看着封面大家能舒服一点。
    李清照果不其然的跑来过了“喂……你带我出去玩,我跑来这陪你,我算了算,你应该欠我的了。”
    杨元奇怒了:“你撑死3天,我带你出去可远不止这个数,你算术是教头教你的啊?”
    李清照也怒道:“性质一样吗?你这个是关禁闭,我那个可就是出去玩。”
    杨元奇道:“那我带你出去,吃喝玩乐,你呢?也就动动嘴。这又怎么算?”
    李清照摆手大气的说:“你就这么和一个妹妹算,你好意思啊?行了行了,算扯平了。”
    杨元奇道:“那不行!那我欠你就欠你吧。”怎么可以扯平算清?!
    李清照笑了笑,她亦然不愿,就是想这事得反着来更好。
    杨元奇和李清照在国子监扯淡的时候,朝中却发生了一件大事。
    ……
    知汉阳军的吴处厚一份奏章让朝廷平生波折。
    他认为,新党领袖蔡确游安州(今湖北安陆)车盖亭所作诗,用唐上元年间郝处俊谏高宗传位于武后事影射高太后,是为讪谤。
    蔡确作为变法的忠实追随者,高太后上台,旧党得势,新法被罢,他自己也屡遭贬谪,毕竟他当时是事实上的新党领袖人物。
    蔡确屡遭贬谪,已经离开朝堂,在苦闷中,游览车盖亭,山光水色让他一扫心中郁闷,一气写下了十首绝句。里面有没有影射之意不论,口气不会好这是一定的,如今政事堂和他的想法本就不符。
    这事和当年苏轼被新党打压的乌台诗案有着极其相似之处,也就是后世说的“文字狱”。你不能指望一个被贬谪的人写出的东西,还为现在的朝堂唱赞歌,总会有些不平之意。(就让苏轼在这一场还了当年欠下新党大佬们的情吧。)
    吴处厚最大的毒辣在于扯上高太后,而且这个联系让人不寒而栗。这会让旧党所有朝中的人都思量,你蔡确这么说,那朝堂的人都是罪臣了,他们都是支持高太后的,那就是影射说旧党配合高太后要夺老赵家的江山?!
    这事其实大家知道几乎没有可能性,大宋的制度也不会允许,但一旦奏折这么联系了,你又不得不去处理。
    奏章一上,新党还在开封的几乎都远窜,这个联系有点狠,这有点要把新党赶尽杀绝的意味,谁知道高太后这会怎么想?!高太后想过了做皇帝,蔡确过不去;她没想过做皇帝,蔡确更是过不去,你这是欺负我一个寡妇?!
    乌台诗案后的苏轼,在文章方面其实有点收笔,一旦大家把文字作为这种相互攻讦的武器,你写得多错得就多,大宋朝不杀士子在这点上走了歧路,应该是不能以言获罪。
    士子犯了不该犯的事可以杀,但恰恰不应该是因为言语被杀。本来大家玩得就是政治,意见肯定千差万别,仅仅因为说了什么,你就砍了人家,那大家以后都不要说了。
    何况就吴处厚的奏章来说,这种牵强附会就太虚无缥缈,你非得把事这么引申,别人会没事找事故意引申写首这种诗?蔡确又不是小孩子了。吴处厚敢上这么上奏章又恰恰知道,政事堂上的大佬们不能说他错了,这已经是个立场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他给了旧党一个机会,将新党全部放翻的机会。蔡确是走了,很多位置还是新党的呢,总得给人让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