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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3日07:41:57抬起观音婢的腿(挤b裤)最新章节列表已关闭评论 0

世上人做任何事都是有缘由的。对于初学写文章的人,进行一些基本的训练,应该是必需。而科举制度是一种选拔,哪一篇文章写得好,哪一篇文章写得差,是很难判定的。而且不同的人其观点也是不同的,所谓仁者见人,智者见智。如果任由个人的随意性去判断,弄不好会有碍于公平。总要制定个标准,总要有个共同遵循的东西,否则就没有可操作性。

        

但是,写文章是一种创作,把这样的活动装进一个死框子里,肯定是很坏的事。

        

科举考试中的八股文,要求只能在“四书”“五经”中选取主题。行文必须用古人的语气,而不允许自由发挥。而且句子的长短、字的繁简、声调高低等也都有对仗等要求,对于文章的字数也有限制。总的来说,是一种非常严格乃至于死板的行文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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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考试必须用八股文形式,往往会扼杀考生的创意,因此遭到了很多文人的反对。在科考取士的制度中,很多读书人为了考取功名,下大量的工夫研习八股文的形式,重文轻义,甚至于到了文字游戏的地步,真可谓“一法立,则一法弊”。

        

著名学者顾炎武有言:“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

        

八股取士带来的危害还有,由于读书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竭尽一生精力钻研八股文的写法,对政治、社会、人情的实际情况缺乏了解,一旦考中为官,缺乏足够的常识来应付实务,很容易导致了政坛吏治败坏、政治昏庸。

        

科举制度不是选拔写文章好的人,而是选拔官员,我们不妨问一句:写文章好的人就会是个好官员吗?

        

科举制度的伟大在于,在那个一个人是高贵还是低贱,一出生就确定了的封建等级社会,能给天下的读书人一条或许能改变自己命运的路。关于科举制度的千秋功罪,笔者在本书的第一部已经谈及过了,这里就不在累述了。

        

反正不管什么事,就事论事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只有将其放回它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条件中,才有可能做出客观的评价。

        

少年时代的蔡元培,也像千千万万学子一样,勤苦地啃背与科考有关的儒学经典,研习八股文的写作。

        

但是,不同的是,他对八股文有自己的理解。大凡有大作为的人,一个必备的品质是善于独立思考,在这一点上,年少的蔡元培同样表现出了与众不同。 

        

如他在“自述”中所说:“我1879年始作制艺。就是俗称八股文的,那时候始做制艺的方法,先做破题。是把题目的大意说一说。破题做的合格了,乃是做承题。约四五句。承题做得合格了,乃试作起讲。大约十余句。起讲做的合格了,乃来做全篇。全篇的做法是其讲后。先做领题。其后分做六比或八比。每两比都是相对的,最后做一结论。由简而繁。确是一种学文的方法。但起讲、承题、破题,都是全篇的雏形。那时候做承题时仍有破题,作起讲时仍有破题、承题。做全篇时仍有破题、承题、起讲,实在是从床叠架了。”

        

蔡元培年少时,八股文作得可谓炉火纯青。除了自己的努力,还得益于他的恩师王懋修。

        

蔡元培曾说过:“那时候,我所做的八股文,有不对的地方,王先生并不就改,往往指出错误,叫我自改。”

        

尽量启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当然会事半功倍。

        

不仅如此,蔡元培的八股文还做成了他的独门绝技,就是被后来的人们誉为的“怪八股”。关于“怪八股”,我们后边再详加介绍。

        

十几岁时,蔡元培对“四书”“五经”等经典的学习已是轻车熟路,这是中国传统教育的基础必修课。

        

蔡元培本来是天资聪颖的孩子,加上勤奋进取,所以在学问方面进步很快。他写古文时多用通假字、广引典故,很多词句普通人都读不懂。或许越是别人读不懂,就越显得高深莫测,老先生们却很欣赏。“想必蔡先生一定知道‘回’字的四种写法”。

        

王懋修,字子庄,会稽人。诸生,在府城斜桥设书馆教授学生二十余年,是八股名家。

        

在他的严格教导下,足以给学生们参加科举考试指一条明路。像当时许多传统知识分子一样,王先生还深谙、推崇宋明理学,他经常满含感情地向学生们讲述当地先辈名儒刘宗周的故事。

        

刘宗周是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黄宗羲的恩师,人评其刚毅正直,因不满明奸魏忠贤乱政,回家乡绍兴创办书院讲学,影响很大,世称“蕺山老人”。后清兵攻陷浙江,刘宗周坚决不做清朝的官,绝食二十三天而死。

        

为表对刘宗周学问人品的钦仰,王懋修特把自己的书房取名“仰蕺山书房”。他在平日里常给学生们讲刘宗周的事迹,以之为士子的典范。

        

有时,他也给弟子们讲清初反清志士吕留良、曾静的故事。吕留良也是明末清初一位著名的学者,明亡后,他散家财以结志士,图谋复明。事败后,誓不事清,居家开馆授徒,后削发为僧,始终保持士人的气节。曾静晚生于吕留良半个世纪,因读吕留良遗著,感其义节,秘密组织反清,事泄被清廷捕杀,清廷还将吕留良“剖棺戳尸”,这成为清代的一件大案。

        

身为弟子的蔡元培,听了王懋修先生慷慨悲绝的讲述,感受到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忠君报国的情愫,被一种孤高人格所感染。后来他自谓“二十岁以前,最崇拜宋儒”,显然是受王懋修的影响。

        

其实,这也是中式传统教育的一大特色。

        

在中国的古代士人那里,学问、文章和道德、人品是不能分割的,本就是一体,正所谓“言传而身教”。为人师表、以身作则,用人格的熏陶来教育后生,本就是中国传统教育里的一大组成部分。这种潜移默化式的教育,往往影响学子的一生。

        

这一点,我们从少年蔡元培的一些作为中就能看得出来。

        

“孝子贤孙”这个词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似乎总有点儿贬义的意思在里面,用来形容那种愚忠和愚孝的人。这是因为近几十年来中国的传统文化,经历了一系列革命式、颠覆式的洗礼。在传统社会里,“孝子贤孙”这个词是一个十足的褒义词,蔡元培本人是这样的一个典范。

        

蔡元培的叔父辈大多经商,但他有一个六叔父,也是一个读书取仕的知识分子。在传统的中国大家庭里,叔父宛然若父。蔡元培幼时的读书启蒙也亏得这位叔父,长大后离家远游的科考历程也多是由六叔陪同。

        

蔡元培少年时候在叔父的指导下接触了不少古代的史书和其他名著,如司马迁的,班固的,宋代王应麟的,清代章学诚的、俞正燮的与、朱骏声的等。这个已经相当于是拓展知识面、扩展阅读了。这种家教式的教育方式在中国传统的大家庭里也很常见,古代的教育制度不像现代教育这样,有着分数和文凭的要求以及细化的分科,所以,初中级的教育功能完全可以在有文化氛围的家庭中实现。

        

六叔父既是长辈又是老师,蔡元培对他很恭敬。这位六叔有抽鸦片的嗜好,有一天夜里,他与蔡元培一边聊天谈学问,一边抽着鸦片烟,不知不觉在烟榻上睡着了。蔡元培侍立在旁,并不敢稍懈,直等叔父一觉睡醒后,发现蔡元培还恭恭敬敬地站在旁边,连忙叫他回去,蔡元培这才退了出去。这种奉敬师长的感情,完全是发自蔡元培内心的,也就如同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程门立雪”。

        

尊师重教,这本就是一个出类拔萃之人应该具有的品质。

        

但是,现在的人们恐怕很难知道,科举是一条何等艰难的路。能走通的,不是百里挑一,而是千里挑一甚至万里挑一。

        

所谓一人得道而鸡犬升天,其家人也将因此而时来运转。但是,对大多数人,是没有这种幸运的,有的很可能是个人的一生及其家庭的不幸。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如果读书把人读成为废人,岂不可悲!

        

而另一方面,古代的学问大家,很多却是科举的失败者。

        

除了作弊,能在科举之路得尝所愿,书肯定是读得好的,但决非是书读得好就能高中,很重要的还需靠运气。

        

蔡元培运气还是不错的,只是,并非一帆风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