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丹和张政禹的配合还比较合拍，本来赵丹没想到张政禹会这么容易把民政局局长的人事权放出来，但张政禹确实这样做了。
月底，赵丹提名民政局副局长苏振东作为局长人选，建议将自己的秘书下放到民政局做副局长。
五人小组会、区委常委会上，都没有人提出异议，苏振东正式被任命为民政局长。
月末，区委组织部向张政禹汇报问题销号情况，清单中800多个涉及民生领域问题中，80%完成了销号，剩余问题大多数是涉及多个部门协作的工作，需要耗费时间长一些，也可以理解。
“百名干部进百企”第一批干部已经全部下沉，到生产一线和企业面对面交流。目前正在梳理问题清单。
张政禹要求：干部在企业一线进行调研座谈，务必不能劳师动众，不得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不得在企业用餐，不得以“取样”、“对外推介”等名义，在企业拿取商品。
与此同时，张政禹把另一项重要工作交给了组织部——协调改革市长热线。
江东市1999年就开通了市长热线，与城东区开辟的网络问政不同，市长热线更有私密性，但也相对更封闭。
市长热线其实是一个电话转接平台，群众就相关问题致电市长热线，由市热线办按照问题分类，向各县市区和市直部门派单，并且限期办理完毕。
理论上这套机制能够解决部分群众的问题，但是实际操作中，这套机制往往存在着各种问题。
接线中心的派单工作人员往往不是精通业务的，而多是外包人员，因此问题派单往往弄得乱七八糟，同样一件事，不同的派单员可能派给不同单位，给基层工作造成了很大困难。
比如房屋违建，是转给房管局，还是转给城管局？再比如参加商业体育活动时摔伤，是转给工商分局还是转给体育局？
不同派单员手里，这些问题就有不同的答案。而这些单子发出去之后，基层往往无所适从。敷衍推诿、扯皮拉筋，各种问题层出不穷。
鉴于以上种种原因，本来应该是给群众解决问题的市长热线，变成了给基层、给群众添堵的热线，弄得群众意见很大。
城东区委、区政府作为县级单位，虽然没有权力直接改变市长热线的派单分配模式，但是至少能够推动改革。
由于区级政府没有专门设置转接市长热线的单位，这项工作张政禹要求张璐牵头，尽快收集各单位意见，形成报告，张政禹亲自拿着这份报告去找市政府协调。
平时各单位写征求意见的时候，大家都磨磨叽叽，不到最后一刻绝不交稿。但是说到市长热线的时候，各单位都飞快的写了意见，组织部简单的做了归纳，很快就拿出了稿子给张政禹。
趁着去市委开会的功夫，张政禹拿着稿子找了郑一鸣，希望能推动市长热线改革。
郑一鸣拿着材料翻看了半天，道：“这些问题我也知道，但是具体怎么改，没有措施。当初建立这个市长热线的初衷，就是希望能有一个渠道给群众解决问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是想着有总比没有好。”
“现在时代发展太快了，很多新生事物，对我们政府的工作职能划分也要求更加细致了。有的工作需要按照部门划分，有的需要按照属地划分，别说派单员弄不清楚了，就是政府办的一些同志，也得问好几个单位才能弄清楚情况。”郑一鸣眉头紧锁。
张政禹谈了谈自己的看法：“市长，我认为市长热线的存在，本来就是对行政工作的重要补充，如果我们的行政工作能做到位，群众可以通过政府部门解决问题，就没有必要打市长热线。而推诿扯皮问题也不是由市长热线引起的，而是咱们的日常工作中，本来就存在这些问题，只是在市长热线中集中凸显了而已。”
郑一鸣对张政禹的说法表示赞同：“干部作风年年在整治，但是问题却得不到根治，说到底是我们制度上不够完善。谈谈你的看法吧。”
“市长，我认为还是从市级层面要进行划分，城东、城西、江州三个区属地内容各有不同。比如涉及交通问题的，江州区有职能处理，但是城东城西就没有这块职能。涉及文物管理的，城西区有文物职能，江州和城东就没有，类似的问题咱们市里还有很多。”
“因此我建议，遇到难以划分的问题，先转市直相关部门，再由市直部门按照相关职能，向区县派单，以免遇到问题分下去，但解决不了的情况。”
“另外，咱们虽然有督办机制，但是没有退单机制。区县一级接到市长热线反馈的问题后，自己处理不了的，也不能退回，只能敷衍塞责。我的建议是实事求是，确实处理不了的，说明情况后允许退回热线平台，在弄清楚后重新派单。”
郑一鸣觉得张政禹的意见很有建设性，但还是希望征求一下其他城区的意见，希望专题开会研究一次。
后来开会，各城区的吐槽声淹没了会议室，江州区甚至提出干脆取消热线算了，因为增加了基层大量工作量，但是为群众解决问题却十分有限，群众打电话解决不了问题，反而意见更大了。当知道市政府有意对目前的市长热线进行改革，大家都非常高兴。
在充分征求各部门意见后，郑一鸣决定，在市长热线中引入退单机制，各城区解决不了的，可退回重新分配。市长热线派单机制由直接分派到各区县，改为先分配至市直单位，再由市直单位按照只能分工决定派单方式。
市长热线改革第一个月，群众的满意率大幅上升。以前剪不断理还乱的职能清楚多了，当然，扯皮拉筋的问题总是不可能完全避免，但是比以前减少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