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日，曾国藩再疏：窃臣国藩自入鄂以来，抚恤遗黎，采访舆论。据官吏、将弁、绅庶皆谓：武汉所以再陷之由，实因崇纶、台涌办理不善，多方贻误，百姓恨之刺骨；而极称前督吴文镕忠勤忧国，殉难甚烈，官民至今思之。即于前抚臣青麟亦尚多哀怜之语，无怨恨之辞。

    盖缘吴文镕于上年九月十五日到鄂，卯刻接印，未刻即闻田家镇兵败之信。阖城逃徙一空，官弁仓皇无计，众心涣散。吴文镕传集僚属，誓以死守。即日移居保安门城楼，随身仅一仆一马，无书吏僚属，无亲兵夫役，昼夜手治文卷、衣不解带者两月。由是人心稍定，溃兵稍集，贼兵仍退下游，不敢轻犯鄂垣。若坚守不懈，未始不可转危为安。

    乃崇纶因偶怀私怨，辄劾吴文镕安坐衙斋，闭城株守。其实该前督日夜住宿城楼，并未在衙斋少住片刻也。贼匪所恃以骇人者，全凭船只之多，万帆飙忽，千炮雷轰。官军若无舟师，虽有陆兵数万，亦熟视而无可如何。

    自上年田家镇失防以后，吴文镕、江忠源二人与臣往来书函，皆以筹办水师为第一要务。臣在衡州试造战船，吴文镕屡函熟商，言造船、配炮、选将、习战之法，精思研究，每函千余字，忠荩之忱溢于行间。臣愚，窃叹以为不可及。其言湖北现仅雇小划、摆江之类，不堪战阵，必待臣处舟师办就，驶至鄂中，始克会同进剿，亦系实在情形。

    乃崇纶茫焉不察，动称船炮已齐，讥督臣畏葸不出。吴文镕素性刚介，深以畏葸为耻，遂发愤出征，以屡溃杂收之兵勇，新募未习之小划，半月不给之饷项，仓皇赴敌。又居者与出者不和，事事掣肘，遂使堵城之役全军溃败，湖北府县相继沦陷，未始非崇纶参劾、倾陷有以致之也。尤可异者，当参劾之后，吴文镕毅然出征，崇纶复率僚属力阻其行。

    我皇上曾严饬自相矛盾。迨堵城既败，吴文镕殉难，阖省军民人人皆知，而崇纶以不知下落入奏，不惟排挤于生前，更复中伤于死后。

    正月十九日，崇纶遣守备熊正喜至衡州一带，催臣赴鄂救援，伪造吴文镕之咨文，借用布政司之印信，咨内但称黄州贼势猖獗，并不言堵城已败，督臣已死。种种诈伪，故作疑似之词，无非谓吴文镕未能殉难，诬人大节，始终妒害，诚不知其是何肺肠！

    臣国藩于九月二十一日至黄州，二十二日躬诣堵城察看当日营盘地势，并祭吴文镕之灵，细询该处居民，言吴总督自到营以来，雨泥深数尺，日日巡行各营，激厉士卒。正月十五日见贼踏营盘四座，知事不可为，乃于雪泥之中北向九叩首，痛哭大呼曰无以仰对圣朝，遂自投塘水而死，其塘去营门不过六七丈。土人言其平日之勤劳，临终之忠愤，至今有流涕者，亦可见公道之不泯也。

    吴文镕受三朝恩遇，为督抚二十年，前此海塘溃决，尚且慷慨激烈，投海捐躯，岂有全军覆没，反肯濡忍偷生之理？幸赖圣明鉴照，优加恤典，赐予美谥。吴文镕得雪斯耻，永衔感于九泉。否则名节诬堕，虽死犹有余愤矣。

    吴文镕既没，青麟帮办军务，崇纶又与之百端龃龉：求弁兵以护卫而不与；请银两以制械而不与；或军务不使闻知，或累旬不相往返。青麟在长沙时，与臣言及崇纶之多方掣肘，台涌之坐视不救，辄为之椎胸痛恨，怒眦欲裂，未知曾否入奏。

    大抵治军如治家，兄弟不和，则家必败，将帅不和，则军必败。一人而怨詈众兄弟者，必非令子；一人而排挤众将帅者，必非良臣。上年张亮基欲以全力防田家镇，崇纶既阻且挠而不合，继又倾挤吴文镕，旋又忌害青麟，皆使衔恨于地下。平心而论，鄂省前后溃败、决裂之由，不能不太息痛恨于崇纶也。

    自贼踞汉阳、汉口为老巢，由是西至宜昌，北至德安，南犯湘省，三次攻陷岳、常、澧州，纵横百余州县，蹂躏殆遍，庐舍荡然，寸草不留。崇纶闭坐一城，置罔闻知，土匪掳掠亦置不问，所失国家土地并不一一详奏。百姓之言皆曰：青巡抚在此，尚有兵勇驱贼之掳掠，尚有告示怜民之疾苦；崇巡抚并告示而无之，全不恤我等为大清之赤子矣！积怨如此。

    我皇上优容臣下，仅予革职。崇纶稍有天良，亦当以死图报。乃于六月初二武昌城陷，崇纶随众军逃出，展转偷生。反称革职回京，已于前一日先出鄂城，呈请转奏。身为封疆大吏，无论在官去官，死难是其本分，即不死亦不妨明言，何必倒填日月，讳其城破逃生之罪？劾人则虽死而犹诬之，处己则苟活而故讳之，岂非无耻之尤者哉！

    臣入湖北境内以来，目击疮痍，博访舆论，莫不归罪于崇纶。以年余之成败始末，关系东南大局，不敢不据实缕陈。其应如何声罪严究，圣主自有一定之权衡，微臣不敢拟议。所有博采公论，缕陈鄂省前任督、抚优劣情由，恭折附驿奏闻，伏乞皇上圣断施行。谨奏。

    咸丰帝闻，怒斥崇纶偷生避难、辜恩昧良，谕命逮治。又道：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人还如此之低调，国家栋梁矣！

    恭亲王奕忻道：“各地战事，惟鄂域畅顺。庐州、镇江、浦口、金陵、连镇、高唐等，皆无甚进展。”

    首席军机大臣祁隽藻进言：“本朝家法，无专用汉人督师者。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若再授以疆圻，复总师干，威权太重，恐非国家福也。”

    御史沈葆桢上疏：赣之九江，皖之安庆，苏之金陵，皆为贼占。在籍侍郎曾国藩，直下颚之武昌，士气正炽，宜应迅即东下，克服东南半壁，国家一统，万民之福也。

    内务府大臣、翰林院掌院学士文庆奏曰：值此危亡之际，当重用汉臣，彼多从田间来，知民疾苦，熟谙情伪。岂若吾辈未出国门，懵然於大计者乎？

    咸丰帝沉思良久，再谕曾国藩：朕料汝必辞，又念及整师东下，署抚空有其名，赏给兵部侍郎衔，降旨令汝毋庸署理湖北巡抚。汝此奏虽不尽属固执，然官衔竟不书署抚，好名之过尚小，违旨之罪甚大。著严行申饬。

    曾国藩接旨，惶恐万分，伏乞上言：跪聆之下，惶悚难名。臣前因母服未阙，不敢附现任职官之列，是以未署新衔，不知已蹈违旨之罪。幸荷鸿慈指示，又蒙圣恩宽宥，仅加申饬，于提撕之中寓鉴谅之意，五中衔惑，曷胜悚惶。